怎样看那个称妈妈为贱猫的小诗人

一个名叫铁头的9岁男孩写诗走红了。他在诗歌里称妈妈为“小贱猫”，他会说自己在路上“捡了一个秋天”，“欲望”、“爱情”等词汇在他的作品中频频闪现。

铁头的诗歌，有些已经发表在严肃刊物上，比如《诗歌月报》。他的大部分作品被父母搜集起来，编为集子。粗略翻翻这些诗作，可以清晰感受到里面的童真，有些想象让人捧腹。我不是诗歌理论家，不敢从诗艺的角度妄议，但作为一个直立行走、每天都在说话的动物，我确实从中感受到了语言的欢乐。

语言原本就应当是欢乐的。当人类的语言还不具有抽象表达能力，无法形成观念的结构，当人类还无法用语言去解释语言，无法用概念去解释概念的时候，语言刚好处在诗歌的时代。

人的童年往往透着诗性的语言，它是张牙舞爪的，它也是活色生香的，每一个词语仿佛借着人的嘴巴主动出现，每一个句子都在创造全新的经验和感悟。诗歌不会复述人类的固有的观念，如同孩子尚未被成年人的思维接管，他们在自己的纸面上，完全是在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

欢乐的语言是真诚的，犹如正在创造诗歌的作者，不会愁眉不展的铺陈他的逻辑，不会忧心忡忡的为他的观念建构庞大的体系。当语言脱离诗歌的时代，当童趣被教育家接管，语言的想象便要开始被汉语词典规训，三流语法学家告诉人们动词的用法、副词的位置，人的天真的大脑便开始一步步掌握说谎的技艺。谎言，正是语言高度自信的产物，言说不再由心，而取决于自己的知识、经验或者人际关系、利益，每一个词都是字斟句酌，每一句话都有明确的意图，咿咿呀呀的语言训练成为京剧表演，起承转合高度精确，一唱一念皆有根有据，语言成为高度形式主义的美学。

童真和成年的区别，表现在语言上，正是想象力被说服力取代，画面感被抽象思维取代，情境被形式取代，普遍语法被形式语法取代。童真的语言贵在自我精神状态的自然反映，成年的语言在乎意图精准无误的传达；童真的语言是不假思索的，成年的语言是反复组织和揣摩的；儿童说话，毋宁说是语言在借儿童之口，语言在自我展现，但成年人说话呢，虽汪洋恣睢千言万语，却可能说话者实际上沉默着，是毫无意识的，说话者从报纸、红头文件、词典、报告中调用了太多太多词语的标准件，一个个词汇又被一套虚拟、人工的语法结构拼贴组合，说话者的内心却早已封闭起来。

我欣赏儿童铁头的诗歌，正是看到人类重新张口说话的可能。人类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一旦被父母、老师们恩准，可以自由表达，无一不展现出“天才”、“神童”的迹象。早在奴隶贸易时代，种植园中的奴隶为相互合作完成任务，他们发明出了一种“皮钦语”，语言学家德里克·比克顿证明说，把孩子们放在“皮钦语”的环境中，这种语言短时间内可以转化为完整、复杂的语言，因为孩子们拥有把语言掰碎、自由组合的能力——这便是克里奥尔人的语言由来。心理语言学家珍妮·辛格尔顿、艾丽莎·纽波特在研究聋哑儿童的手语时发现，手语的大量表达方式，来自孩子们的创造性发挥，恰恰是教育专家生造了太多的手势，往往也并不适用。

某种意义上，成年人要向儿童重新学习语言。这当然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鸡汤学界的说法，就是回归初心。我们生活在一个语言被大肆污染的时代，政治正确和屌丝化成为语言撕裂的两个极端，一头是虚无的意义被无限拔高，另一头是一个大大的中指，“我不相信”的回音仍在，网络上，语言无限繁殖，但它们共同表达的意思只有一个，就是“这个世界与我无关”。

语言已被污损的同时，却总能在孩子身上看到语言回归的迹象，语言的灵性在一代又一代人身上重新闪现，我们真的需要直面一个问题：请重新激活我们的真实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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