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圆明园历史形象及其转变

【导读】

历史形象这一概念，源自文学作品当中历史人物或事物的形象塑造。历史上，圆明园本是中国古代清王朝的御用花园。虽然圆明园与中国其他优秀园林一样，代表了中国传统园林工艺的最高水准，但是围绕着圆明园历史形象的塑造一直在发展与演变。本文拟从圆明园两种主要历史形象的演变过程入手，探究其历史形象变化的内容及其原因。

“历史形象”一词，原本是指在历史文学创作中，对于历史人物或事物进行文学形象塑造。随着新史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异军突起，使得文学理论开始尝试解释史学写作。这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海登·怀特使用“叙事体”理论解释史学写作与编纂。他从记忆、想象、建构等方面入手，全面解构传统历史研究，重构历史形象，即“历史是一种诗意的虚构的叙事话语,对它的阐释需要修辞性的阐释。”ii圆明园本来是康雍乾乃至到嘉庆年间不断发展、扩建的满清皇家园林，1860年与1900年先后被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洗劫后，该园又遭到官僚、军阀巧取豪夺的毁灭打击，终变成一片废墟。iii虽然圆明园从皇家园林的角度已经毁灭了，但是围绕着其历史形象的建构却是一直在进行中。在这一过程中，其历史形象也发生了改变。

作为近代中国屈辱史代表的圆明园形象

圆明园摆脱单纯已毁灭的皇家园林形象，最早转变成为的是西方列强在华暴行的屈辱代表形象。这种将圆明园的历史形象建构成为近代中国屈辱史代表的形象，是建立在革命史观对于近代中国的想象与重构基础之上的。这种建构下的圆明园形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作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与满清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另一个方面是西方列强的暴行与满清王朝的腐朽无能。

革命史观下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民与封建统治阶级和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两对主要矛盾下，具有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历史。iv在这种近代史的编纂中，相关历史人物和事物的形象都是定位在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反压迫、变革与反变革及革命与反革命。顺着这样的背景，圆明园的历史形象就建构为西方列强对于古老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欺凌与压迫的典型罪证。围绕这圆明园这个历史形象，包含了中国劳动人民智慧与汗水、封建满清王朝的荒淫、西方列强的暴行及满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典型的表述如：“10月初，侵略军占领圆明园。这座经营了150多年，综合中西建筑艺术成就，聚集了古今艺术珍品和历代图书典籍，世界上少有的壮丽宫殿和园林，在惨遭侵略军大肆抢掠后，又被纵火焚毁。”v这样的圆明园历史形象一旦形成，不仅成功转变为中国近代屈辱历史代表，更重要的是，反过来又发挥了革命史观的史学教育作用。圆明园的历史形象建构就像千千万万在普通历史中被选择出来的事例一样，经过革命史观的全面解读，成为佐证中国近代史是革命史的基本史料。

革命观念下的圆明园历史形象，不仅在内部建构上做到了自洽、完善的境界，同时他也是深深符合近代中国饱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广大仁人志士无不想为国家和人民寻找到一条争取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之路，这一大的时代背景。诸如千千万万个圆明园这样的历史形象，它包含了中国人民对于几千年文化中国的挚爱，又写满了对于近代以来屈辱历程的痛心与控诉。这种圆明园的历史形象在中国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今日，这种圆明园的历史形象还深深地植根于历史学家和普通大众的心中。

作为新史学重构下的圆明园形象

作为近代中国屈辱史代表的圆明园形象在建构和完善上，是较为成功的。这种圆明园的历史形象在中国持续了很长时间，不过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新史学观念的引入，圆明园的历史形象遭到了冲击、松动甚至是改变。新史学观念下的圆明园历史形象，不再只受革命史观念vi的影响，而是更多地受社会史和个人史观念的影响。这种新史学观念下的圆明园历史形象主要表现在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表现，或是从历史时空中的相关个人视角进行塑造。

新史学观念下的中国近代史，不再是强调主要矛盾、革命任务等等，更多的是从社会学相关理论的视角，诸如：心态、民众、经济等，甚至是从个人人性的角度进行重塑。新史学观念下的圆明园形象，虽然也由西方列强所抢掠，但是其目的不再是简单的侵略者心态，而是通过《天津条约》前后，西方列强对于清政府对自身“蛮夷”定位与不尊重西方游戏规则行事而采取的一种报复性行为。这样的圆明园形象自然成带上了无奈的历史牺牲品符号。对于圆明园最终的焚毁，也不再是过分强调雨果所言的“一个强盗洗劫财物，另一个强盗放火。”vii而是从当时中国社会结构和中国人心态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虽然经过1860年与1900年的两次劫难，但是真正让圆明园消失的是附近地区中国人对于圆明园的建筑材料及所属土地的大肆偷盗与侵占。就好像鲁迅先生当年所指出的雷峰塔倒掉原因“凡这一种寇盗式的破坏，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viii这样一来，圆明园的历史形象从近代中国屈辱史的代表转变为一个更为纯粹地悲剧性形象。这其中的重大变革就在于，革命史观念下的屈辱史代表其目的在于唤醒人们对于近代革命的肯定与支持而新史学观念下的纯悲剧历史形象其目的在于人们反思、探讨圆明园悲剧的原因，丧失了其革命宣传性作用。

其实西方新史学观念在二战后就已经开始蓬勃发展了，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后现代史学都已经在史学领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了，不过，真正让圆明园历史形象发生转变，除了新史学观念的全新方法与视角之外，中国社会自身的变革，是最重要的因素。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意识形态与阶级斗争先后让位于民族国家与经济建设，中国对于西方的关注更多地倾向于近代化与世界性。人民群众的形象也从抽象走向具体的个体心理分析，甚至于承认其“乌合之众”的性质。

结语：如何面对圆明园

圆明园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典型的一个历史形象，它的历史形象无论如何变化，在国人心中都是有着深层次的影响。时下，围绕着圆明园，有着许多各种各样的争论，在笔者看来，圆明园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古代皇家园林，其身上背负的内容过于沉重，应该将圆明园的古代园林本质与其在近代史的历史形象区隔开来。面对圆明园的古代园林本质，我们更多地应该是探究与讨论其在技术与美学上的经验与价值，对于其挖掘甚至于重修，也要建立在园林的艺术与经济价值上来。面对圆明园作为中国近代史的重要历史形象，我们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我们为何需要这种历史形象，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在近代史上的何种呼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不同时期圆明园历史形象建构的原因与内容，摆脱妄执，真正地在当下，使得中国人民近代以来的呼喊，在圆明园这一历史形象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i本文系2014年度北京市属高等学校青年拔尖人才培育计划资助项目（项目编号：CIT＆TCD201404084）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发表在《魅力中国》2014年第23期，ISSN：1673-0992；CN：41-1390/C。

作者：李光，历史学专业研究生，精华教育研究院历史学科带头人。

ii陈太胜：《历史形象与历史题材创作》，《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总第190期)。

iii尤李：《圆明园毁灭的历史记忆》，《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14日期，第15版。

iv李侃等：《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华书局》，1994年版，前言部分。

v李侃等：《中国近代史（第四版）》，《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73页。

vi笔者认为个人史观念的典型代表是卡尔·贝克尔。详见：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论历史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02页。

vii纪陶然：《天朝的镜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6页。

viii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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